护军都尉公孙敖，三从大将军击匈奴，常护军，傅校护王，以千五百户封敖为合骑侯，都尉韩说，从大国出窳浑，至匈奴右贤王庭，为麾下搏战获王，以千三百户封说为龙雒侯。骑将军公孙贺，从大将军获王，以千三百户封贺为南窌侯。轻车将军李蔡，再从大将军获王，以千六百户封蔡为乐安侯。校尉李朔，校尉赵不虞，校尉公孙戎奴，各三从大将军获王，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，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，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。将军李沮、李息及校尉豆如意、中郎将绾，皆有功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各三百户（《史记·卫青传》、《汉书·卫青传》）。

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，皆忠正无私，欲致大治，忤于贵戚尚书。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，以为且复见毁谗，必曰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，是大不然。臣闻春秋地震，为在位执政太盛也，不为三独夫动，亦已明矣。且往者高皇帝时，季布有罪，至于夷灭，后赦以为将军，高后、孝文之间卒为名臣。孝武帝时，宽有重罪系，按道侯韩说谏曰：「前吾丘寿王死，陛下至今恨之；今杀宽，后将复大恨矣」！上感其言，遂贳宽，复用之，位至御史大夫，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。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，主父偃取奏之，下吏，罪至不道，幸蒙不诛，复为太中大夫，胶西相，以老病免归。汉有所欲兴，常有诏问。仲舒为世儒宗，定议有益天下。孝宣皇帝时，夏侯胜坐诽谤系狱，三年免为庶人。宣帝复用胜，至长信少府，太子太傅，名敢直言，天下美之。若乃群臣，多此比类，难一二记。有过之臣，无负国家，有益天下，此四臣者，足以观矣。

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，三月，地大震。恭移病出，后复视事，天阴雨雪。由是言之，地动殆为恭等。

臣愚以为宜退恭、显以章蔽善之罚，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。如此，太平之门开，灾异之原塞矣（《汉书·楚元王交附传》：更生使其外亲上变事，书奏，弘恭、石显疑其更生所为，坐免为庶人。）。

臣闻天下之事成于自同而败于自异，况师克在和而不在众，为将帅者苟不戮力一心，互相倾轧，则事势捍格，勋业何由而成？然同功则相忌，虽廉颇之贤犹不能免，况其下者乎？惟忠于卫上者则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，如兰相如之用心，则并谋合智，尚何强敌之足虑哉！奈何人心多私，惟欲求胜，贤者妒之，能者嫉之，应援则蓄缩而不前，获捷则攘夺以为功，甚至变易是非，百计谗毁，惟患其成而幸其败。既无同舟共济之意，遂至形单势弱，大敌莫当，败衄之患，大率由此。汉武之世兵数大出，元朔元年卫青以三万骑有功，元狩四年青以五万骑无功。夫兵有多寡之不同，而功乃成败之相反，岂前勇而后怯耶？盖元朔之役，诸将校力战，公孙敖从大将军获虏，韩说从大将军获虏，李蔡、赵不虞、公孙戎奴又从大将军获虏，元戎与列校和协如此，是以兵虽三万亦能胜。元狩之行，霍去病始宠，青之眷始衰，分兵异出而敢战之士皆属去病，青由是不平。广愿先当匈奴而青欲出东道，广固辞之，青固遣之，广卒以失期败而青亦以不见敌不封。是知将帅不和，兵虽五万亦不能成功。由此观之，则师克在和不在众，真至当之论也。昔我真宗因继隆、保吉更相推逊，深嘉而屡叹之，谓「将士如此协和，共图勋业，军旅之事，朕复何忧」？高宗因刘光世、韩世忠有小嫌，丁宁戒谕，令「以气义相许，先公家之急而无校私雠，今日朕为分之」。遂皆感泣，竟能协力以成绍复之功。今日疆埸未宁，正赖将帅同心合谋，缓急之际当虑唇亡则齿寒，亟于救援，庶几首击而尾应，易于成功。倘以祖宗成训昭示将帅，必能仰体上意，无间彼此，以图恢复之勋。然而推赏无常，视功轻重。茍功多者赏不厚，则宣力者有不满之心；无功者不辨别而例加褒擢，则用命者怀不平之心。既不满而不平，必相倾而相忌，戒饬虽至，岂能强使之和哉？必处置得宜，能服其心，如裴度所言，则感激思奋，相与协谋，战必胜而守必固，中兴之功日月冀矣。惟陛下与大臣亟图之（《东涧集》卷八。又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二三五。）。

据《历代名臣奏议》所载，本文前尚有故事一则，附录于后：真宗朝平契丹，其将曰李继隆、马知节、高琼。契丹既请和，召宰相、枢密宴于行宫，时李继隆、石保吉预焉。保吉曰：「臣荷驱策，俾遏寇戎，虽动遵圣略，然布阵使人，皆继隆指画」。继隆曰：「契丹败戮，皆出宸谋，然分忧用心，躬率将士，不如保吉」。上曰：「将士如此协和，共图勋业，军旅之事，朕复何忧」？以巨觞赐之。高宗朝，刘光世、韩世忠等朝辞，上曰：「有告朕，光世与世忠有小嫌，意不释，然朕知决无此。烈士当以气义相许，先公家之急，而私雠小嫌何足校？纵有睚眦，今日朕为分之，宜释前憾」。二人感泣再拜。

某窃谓兵，圣人不得已而用，盖危道也。不得已而用危道，不于平原旷野，而角胜负于舟楫汹涌没溺之间，其为危道又甚焉。故三代之师，不闻有舟师水斗之役，而始见于春秋，至秦汉以来多用焉。故曰春秋无义战，危之也。夫兵出危道，十出而九败，不得已而用之，不可轻也。故古之用舟师水斗以争利者，事不素讲不战，不预备不战，不出奇不战，不据地势不战。合是数者，将非其人不战。反是而谋动干戈，必亡之道也，夫是之谓危道。愚不佞，尝学《春秋》，谨按春秋舟师之役，大抵皆吴楚也。昭四年，吴伐楚，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。六年秋，楚使薳泄伐徐，吴人救之，令尹子荡师于豫章。十三年，楚师还自徐，吴人遂败诸豫章。十六年，吴伐楚，楚败吴于长岸。十九年，楚又为舟师以伐濮。二十四年，楚又为舟师以略吴。定二年，楚囊瓦又师于豫章以伐吴。及定四年，柏举之战，楚师大败，而吴遂入郢。夫自昭四年至定四年三十馀年间，大小数十战，吴常胜而楚卒以大败焉，非有他也，吴楚悉出于危道，吴得所以涉危道者，而楚常易之，不败何为也。何则？古人所以待敌备寇，常先为不可胜之计。当吾未战之前，已若必胜者，治之精，讲之熟也。汉武、曹魏，皆英雄主也，其战未尝不先计后动。汉之伐越，则大修昆明池以治楼船；魏武欲伐吴，则大作玄武池以肄舟师。盖不敢以轻也如此。况吴、楚交兵久矣，自昭王即位，无岁不有吴师，吴又日夜计其民而戒其事，有先王之乘舟艅皇以待之。而楚方且区区燧象以备吴，一举而败涂地，是谓事不素讲则不可以战。晋武谋举吴，诏益州刺史王浚修舟舰，浚作大船连舫，极舟楫之盛。建平太守谓孙皓宜增建平兵以备之，皓不从。自是七年至太康元年，浚乃发自成都，断横锁长锥之距，兵不血刃，攻无坚城，顺流一鼓，而夏口、武昌闻风破解，孙氏遂有石头之祸。向使晋无七年之备，吴有建平之守，虽百王浚，其为何哉！故吴自成公七年兵入州来，楚自襄三年婴齐伐吴，其潜谋观衅，如此之久也。吴又师于豫章，又潜师于巢，舍舟于淮汭，又陈于柏举，设防备敌如此之广也。而楚人方且嚣然卜战，徒欲汉毁吴舟，计亦晚矣，安得而不败哉？是谓不豫备则不可以战。曹公入荆州，刘表子琮举众降，操得水军步兵数十万。吴将士皆恐，议者皆谓孙权曰：「将军大势可以禦操者长江也，今操得荆州，水陆俱下，此谓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，而力不敌，不如迎之」。周瑜不可，曰：「操舍鞍马，仗舟楫，与吴争衡，本非中国所长，而操冒行之，得精兵三万人，进住夏口。自足制之」。鲁肃亦以为然。是时先主为操所破，欲引南渡，遣诸葛诣权。权遣瑜等与先主并力逆曹公，遇于赤壁。瑜将黄盖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，安以薪草，灌以膏油，裹以帷幕，上建牙旂，欺曹公以欲降。又豫备走舸，引次俱前。曹公吏士皆延颈观望，指言盖降。未几诸船火作，风盛，延烧曹营，烟燄涨天，军遂大败。此兵法所谓震霆不及塞耳者，盖奇道也。夫以吴、楚之战，吴人见舟于豫章而师于巢，以军军楚师于豫章；柏举之役，吴人舍舟于淮汭，而自豫章与楚夹汉，皆奇道也。而楚乃欲塞汉东之隘道以疲之，败亦宜矣。是谓不出奇则不可以战。秦之屠六国也，告楚、魏曰：「蜀之甲乘船浮于汶，乘夏水而下江。五日而至郢；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，乘夏水而下汉，四日而至五渚。又乘夏水浮轻舟决荣口，魏无大梁；决白马之口，魏无外黄；决宿胥之口，魏无须、顿丘」。自是楚、魏皆震慑请服者，以秦地势便、用兵易也。方长岸之战，楚自谓我得上流，大败吴师必矣，然所获乘舟艅皇，卒以乱师而大败，则虽据地势之便而不能用，使吴光之谋得行焉。是楚之利，吴得而用之，吴安得而不胜哉？是谓不据地势则不可以战。汉南粤吕嘉之叛也，则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，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，归义侯粤人为戈船、下濑将军出○陵。及闽粤王馀善之反也，则横海将军韩说出东方，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，中尉王温舒出梅岭，粤侯为戈船、下濑将军出白沙。至朝鲜王右渠之乱也，则楼船将军杨仆浮勃海，左将军荀彘出辽。及交趾侧、贰之猖獗也，则伏波将军马援击交趾，楼船将军段志宁出合浦。当是时，以攻则胜，以战则克，路伏波宣威夜郎而勋高百粤，马伏波勒功铜柱而威畅峤南。元鼎、建武之间号称得人之盛，然而当时朝鲜之役，左将军一非其人，两将争功，而几至覆没。则将非其人，祸可胜言也哉？故以区区之吴，有公子光之谋，夫概王之果，而楚瓦不仁，其臣莫有死志，而欲当全吴之师，虽甚愚者知其必败矣，虽司马戍之区区，其何救哉？是谓将非其人，则不可以战，反是皆必亡之道。愚故举吴楚之事，反覆而详言之，以为谋人之国者，不可不知《春秋（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卷一。）》。

「主爵」二字原误在上句「桂阳」之上，据《汉书·南粤传》移正。

时恭、显、许、史子弟侍中诸曹，皆侧目于望之等，更生惧焉，乃使其外亲上变事，言：「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，皆忠正无私，欲致大治，忤于贵戚尚书。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，以为且复见毁谗，必曰：『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』。是大不然。且往者高皇帝时，季布有罪，至于夷灭，后赦以为将军，高后、孝文之间卒为名臣。孝武帝时，儿宽有重罪系，按道侯韩说谏曰：『前吾丘寿王死，陛下至今恨之。今杀宽，后将复大恨矣』。上感其言，遂贳宽，复用之，位至御史大夫，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。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，主父偃取奏之，下吏，罪至不道，幸蒙不诛，复为太中大夫、胶西相。仲舒为世儒宗，定议有益天下。孝宣帝时，夏侯胜坐诽谤系狱三年，免为庶人。宣帝复用，至长信少府、太子太傅，名敢直言，天下美之。有过之臣，无负国家，有益天下，此四臣者，足以观矣。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，三月，地大震。恭移病出，后复视事，天阴雨雪。由是言之，地动殆为恭等。臣愚以为宜退恭、显以章蔽善之罚，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」。书奏，恭、显疑其更生所为，白请考奸诈。辞果服，遂逮更生系狱，下太傅韦玄成、谏大夫贡禹，与廷尉杂考。劾更生前为九卿，坐与望之、堪谋排车骑将军高、许、史氏侍中者，毁离亲戚，欲退去之，而独专权。为臣不忠，幸不复诛，不悔前过，而教令人言变事，诬罔不道。更生坐免为庶人。而望之亦坐使子上书，自冤前事，恭、显白令诣狱置对。望之自杀。天子甚悼恨之。

右《楚元王传第六》向附传。向以宗室，良欲尽忠于主，而嫉恭、显、许、史辈怀奸害正。若力能肆诸市朝，犹君子之所与也，非私也。且向之言曰：「昔孔子与颜渊更相称誉，不为朋党；禹、稷与皋陶传相汲引，不为比周。何则？忠于为国，无邪心也」。向忧望之等复退，诚无邪心，然己预焉，故不敢自为上陈之，而教其所亲上变。虽本无邪心，至此而不幸类欺矣。向诚内省不以为嫌，然自为上陈之，而意不免乎便己。且上安能无嫌而必听哉？「从妻言之为姤妻」，虽俚人语，其变人心必也。抑君子能为可用，不能使上之必用。若夫成功则天也，向如彼何哉？或曰：智者术之原。此术也，奈何曰欺？曰：君子之用智，不得已而至于术，犹托之正。是谓名之必可言，言之必可行。在君子为术，在圣人为权。舍曰正，而出于欺，虽济，君子耻诸；况不济，何以自免于邪？不惟其欺不可为而已，抑奸人得以藉其口于主，曰「彼自谓正，而正如此」！后何以复信于上哉？此恭、显所以得因是陷向，而向辞服；又不惟其能陷向而已，卒并望之遣子上书事，见治而杀望之，自向为之也。虽然，玄成、禹非朋恭、显者也，若曰向诚忠于国家而虑不听，乃欺若此，治其欺可也。而曰前欲毁离亲戚，为臣不忠，夫向不为忠，孰为忠邪？二子汉儒宗，犹畏恭、显窃位，患失而鄙如此，况其下者乎！

句章，《九域志》云因山为名。《战国策》有句章昧，盖以邑为氏。汉伐东粤，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，浮海从东方往。《史记正义》：句章故城在鄮县西一百里。此张守节以开元之鄮言之。《元和郡志》：句章故城，在今州西一里。此李吉甫以元和之明州言之。《后汉注》与《史记正义》同。《图经》：古句章城在鄞县南六十里。此今之地理也。《虞翻传注》句章董黯，则慈溪乃汉句章之地。晋刘牢之东屯上虞，使刘裕戍句章。今鄞县有句章乡，盖自此乡及慈溪，皆句章境，古句章城在小溪镇。